星空体育：杨奎松谈的政治失败
来源：星空体育 发布时间：2026-08-14 01:21:33星空体育网站入口：
“最是仓皇辞庙日”，1949年12月10日，在人民解放大西南的隆隆炮声中，蒋介石匆匆离开成都官邸，乘飞机直抵台湾。至此，及其政府在大陆土崩瓦解，彻底失败，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政府号称拥有八百万军队和五百万党团员，在经济、军事上占有绝对的优势，但是在内战中却迅速地、全方面地崩溃，在战场上节节败退的同时，政治经济文化上也陷入了空前的危机。
蒋介石后来曾回忆说：“（内战时期）国家纪纲扫地，党不成其为党，军不成其为军，国民不成其为国民。”然而这只能说是崩溃时的表象。在六十年后的今天，我们该怎么样看待在政治上的失败，是毁于其自身的专制、腐败，还是由于日本的侵略，抑或是因为中国“得道多助”？华东师大历史系杨奎松教授的解读，让我们能很好地跳出“成王败寇”的逻辑来思考这个问题。
在过去的一百年间，中国经历了三次重大的政权更迭，先是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统治，然后是革命推翻了北洋军阀，最后是取代成就了一个新中国。请问您怎么看在这一百年历史巨变中的过渡地位和作用？
杨奎松：孙中山革命许多年，从1894年成立兴中会，到1924年以前，将近三十年屡起屡仆，几乎总是失败。1924年以后，全面实施联苏容共政策后，其革命迅速变得声势浩大，蓬蓬勃勃。即使孙中山1925年去世，中国依旧成功地领导了国民革命和北伐战争。以当年中国之大，列强势力范围之多，军阀割据之普遍，没有这样在政治上和观念上非常容易凝聚民族主义力量的政治军事组织起作用，要想在较短的时间里把一个已经四分五裂的国家重新统一起来，肯定是不可能的。这也是怎么回事，纵使在内部出现分裂，以及与主张阶级斗争的苏联及分道扬镳的情况下，也还是能够成功地集聚起相当的力量，推翻了北洋军阀政权，创立了自辛亥革命以来唯一一个至少在形式上得到了各省承认的中央政府。同样，无论那些名义上归顺了南京中央政府的各地军阀怎样反抗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央政权统一军政财权的努力，他们的反抗也都难以赢得国人及舆论的同情和支持。此种较量虽持续十年之久，南京中央政府还一直受到日本入侵的严重挑战，残余的各地军阀势力的割据现象终究还是得到了相当的抑制。正是由于政权强化了中国的统一，才能有抗日战争的发动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这些实际上都与后来的革命胜利有关系。
我之所以要特别指出这一点，是因为咱们不可以简单地拿“成王败寇”的逻辑来认识历史。满清王朝倒台以后，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国家的分裂和日本的入侵与蚕食。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央政权，再多几个“二十一条”，再多几个“满洲国”也都产生出来了。那时，纵使还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但它要面对的问题就远不是像推翻一个政权并取而代之那么简单了。
南京政府从1927年创立政权，仅二十二年时间就在中国大陆全面败给了。您认为的失败原因是什么，能否认为其治国政策方略或政治体制上有致命的弱点，比如独裁统治、腐败、未进行土改等等？
比如，这里有时代背景、国际环境的作用的影响。在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前夕就曾用一句很形象的话总结过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外部因素，那就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换言之，中国之所以先有，后有，是有特定的国际时代背景和特定的历史条件起作用的。没有俄国的十月革命，没有俄国人送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俄国暴力革命的经验做指导，也就没有中国，更不会有领导的中国革命成功的可能性。这与自身的问题没多少关系。
再比如，这里有特殊的历史环境和历史条件的作用的影响。在1960年代初也曾多次谈到过日本的入侵。日本的入侵对中国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但它同时也极大地削弱了初成统一局面、正在逐渐巩固和发展中的南京中央的统治地位；而八年的艰苦抗战，更极大地暴露出自身的问题和弊病，使之日渐走向反面。试想，假如没有日本入侵和八年艰苦抗战所造成的全面破坏，以南京在“七七事变”前日渐巩固和强大，以当时之力，不要说无法在几年时间里创造出大量的根据地和军队，就是想要维持苏区和红军的生存，也是极其困难的。
当然，的失败，有其自身的问题，但这里面的原因同样也很复杂。至少，许多所谓的失败原因，如果孤立起来看未必能产生多大作用，有些甚至可能并不构成原因。
杨奎松：比如你提到的独裁专制的问题，只要稍微了解一点的历史就会发现，蒋介石表面上很独裁、很专制，它也一直想要建立领袖独裁和体制，但实际上却始终派系林立，内争不已。最终大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与蒋完全不能有效整合自身和克服派系分歧的情况紧密关联。与此相反，蒋介石到台湾后清除了派系，也没有了，真的实现了独裁专制时，其统治反倒强固了。
同样，所谓腐败的问题，对其失败也未必有多少直接的影响。无论中国还是世界历史上，官员腐败的情况比比皆是，但存在这样的一种情况未必会导致政府迅速倒台。到台湾后也一直存在腐败现象，甚至发展到“黑金”的程度，还是照样统治了四十多年。这也就是说，假如没有一个强大的代表新兴力量的对手，别的方面不出严重问题，即使存在着严重腐败的情况，也并不一定会导致一个政权迅速失败。
土地政策的失误是不是导致了的全面溃败呢？恐怕也不是。在大陆不搞土改固然是失策，但它搞了土改就不会失败吗？未必。说因为没有搞土改而失败，是比照搞了土改而成功所言的。可是实际上，打败主要并不是因为搞了土改。试想，在抗战期间，在敌后对地方实力派通常也占据着非常大的优势，而它当时并没有搞过土改。抗战胜利后搞了土改，但也只是在其北方一些根据地里搞过一段时间，1948年就停了下来。在新解放区并明确规定不搞土改，只搞减租减息。换言之，在中国绝大多数地区战胜，靠的是军事胜利，与它在那里搞没搞土改并无直接关系。
杨奎松：是恩格斯所说的历史合力的作用。但我在这里特别想要指出的一点是，这两个党当时在一般人看来实在太相似了，很有点儿“既生瑜，何生亮”的味道。虽依靠其历史声望，一度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取得了政权，但自身的问题太多，许多事情都是说得比做得好，有的事情甚至言行不一，以至失去民心。只要能够生存下来，在当年那种条件下，不败给才怪。
为什么说当年与有相类似的地方，能否请您具体解释一下您的这一看法？
杨奎松：今天人们很少注意到国共两党除本质之外的相似之处。有研究者注意到这方面的一些现象，也很少从这方面来考虑问题。其实，认识到这种相似性，对了解为何没有败给其他政治势力，而是败给了，是很重要的。
我在研究国共关系过程中一直很关注一个现象，就是历史上的国共两党不仅分分合合，而且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许多人曾长期是员或加入过的早期组织；不少人或早年加入过或其外围，或后来成为党员。为何会存在这样的一种情况？我的看法是，出现这一情况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国共两党在一般人看来太相似了，这样的现象曾经很普遍：当年许多追求理想、热心救国，或立志想要追随革命、实现正义的青年人，并不能很明确地分清两者本质的区别。有不少战争年代加入的干部后来都回忆过当时投身时的情况，说明那时实际上并不懂革命的那个最高目标，只知道要救国；而人中同样有很多人是因为想要救国而入党的，更不可思议的是不少赞同孙中山“民生主义就是”观点的人。
直到进城后登记反动党团时，一些报告中就反映，无论是负责登记的干部，还是前来登记的人，都有人深感遗憾：为何早先没有遇到……？这足以说明，在不少地方，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很多人未必很了解两党存在着何种本质上的区别。
比如，它们都是或曾经是典型的革命党，都是以暴力推翻旧统治，建立的新的革命性政权为达成理想目标的手段的。
比如，国共两党都是高度意识形态性的政党，即都格外的重视思想观念的正统性、权威性和排他性，并力求在此基础上统一党员的思想行动并统制社会的。
比如，国共两党在组织方式上都是学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即一方面注意使党的组织广泛发展成群众性的党，一方面又强调领袖作用，严格等级、纪律与服从，以党政军权力高度集中统一为原则。因而，两党都自然形成了一个对党政军最高机构的决议具有最后决定权的政治军事最高领袖，其决策的成败对党的命运具有不可逆转的决定性影响。
但是，对于外界，特别是对于一般的追随者来说，国共两党最能够让他们感兴趣、也是最不容易分清楚的，则是两党几乎相同的革命目标。讲得很明白，国共两党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两点，一是代表的阶级不同，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则代表了工农大众；二是只有一个革命目标，则有两个革命目标，除了与大致相同的民主革命目标外，还要追求社会革命的目标。不过，就前者而言，在很长时期里也都是主张“限制资本”、“扶助工农”的，意识形态上虽不赞成苏式，却也是反对资本主义的。
因此，一般人对国共两党在这方面的差别在哪里，恐怕并不能够弄得很清楚。就后者而言，自二大开始，它就了解到社会革命只能放到民主革命成功以后再说，后来虽一度把社会革命与民主革命混同了起来，但抗战后它就牢牢地抓住民族民主革命的旗帜不放，这一抓就抓到了1949年以后，前后不下十五年。两个党都讲民族民主革命，它们看起来会很相似，这是不可避免的了。
为什么在近代中国必须要讲民族民主革命？胡绳对此有过很深入的解读。正统的观点把中国社会看成金字塔形，认为越下层越大，因为绝对人数最多。代表了下层，就离成功不远了。但胡绳指出，中国社会其实是两头小、中间大，谁取得了中间部分民众的好感和拥护，谁就可能会取得革命的成功。所谓中间部分民众，按照他的解读，就是既不赞同激进的社会革命，又反对退回到皇权专制社会去，主张走中间道路，即赞同民族民主革命的绝大多数中国人。在他看来，在1949年以前，凡以救亡强国、民主均富为号召，并脚踏实地的实行者，就一定会有较强的社会感召力和动员力，较易得到社会民众多数的同情和拥护。
杨奎松：的确，从策略层面认识到这一点，就花了很久，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在国共两党较量的二十多年里，最先失败的其实是，而且是两次惨败。一次是1927年，一次是1930年代中期。头一次失败固然有很多复杂的原因，看起来似乎不可避免，但它从最初几百人的小组织，通过与的合作，共同反帝反军阀，一举发展到五万人以上，并非没有逐步发展成功的希望。它之所以很快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于它盲目超越民族民主革命的目标，追求和推动中国的所谓“非资本主义前途”。后一次失败更是如此，1927年失败后，它不仅错误地总结了教训，转而排斥所有中间力量，而且开始全面走上所谓苏维埃革命的道路，把革命矛头指向了几乎社会上所有的有产阶层。这种激进的社会革命性质的政策，结合以异常激烈的暴力手段，固然可以争取到少部分贫苦农民，在偏远农村创造一些根据地和红军，但却因为无视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的社会现实，疏离了广大的社会中间阶层，终归要陷入到所说的孤家寡人的境地。这一次失败更惨，白区损失了百分之百，苏区损失了百分之九十以上。到1936年底，只剩下两三万党员干部和红军，并且被围困到人烟稀少的陕甘北部交界处很小的一块地方。这也是怎么回事，张学良、杨虎城12月12日发动西安事变，13日就在中央政治局的紧急会议上明确讲：这是革命义举，它把我们从牢狱之灾中解救了出来。这足以见当时形势之危殆。
的成功，成就于抗战期间。这固然是由于的统治力被日本入侵严重削弱了，但最根本的，还是依据中国的社会的现状，全面调整了自己的政策和策略，即从武装反对的政策转向了联合共同抗日的政策。从激烈的剥夺地主富农土地财产和打击资本家及一切中小商人的政策，转向了温和的减租减息和给一切中间阶层以利益的政策；从实行贫苦工农专政的政策，转向了通过“三三制”的办法寻求与各种非力量合作建立联合政权的政策。这些做法显然适应了中国社会绝大多数阶层的基本的利益需要和政治诉求。再加上本身就是一个穷人的党，有着很强的社会革命的诉求，它很善于做下层群众的工作，因此干群关系、军民关系、官兵关系远比好得多。这些都有助于它把自己构造成一个爱国、民主、廉洁、平等的崭新政治形象，在社会各阶层中赢得同情与支持。能够从抗战初期的两三万军队和党员，不过八年即发展到一百万军队和一百二十万党员，其政策的调整带来形象的改变，从而赢得了民众的拥护，无疑是最具根本性的一个原因。
杨奎松： 抗战开始后不久蒋介石就发现了自己在这方面输给了，他们同样很急。但他们始终简单地以为这只是占了敌后空虚的便宜，只要把大批部队派回到敌后去，重新恢复那里的政权，限制住的发展，问题就解决了。他们没想到的是，自己根本没办法比得过。敌后凡是足迹所到之处，就几乎再难有立足之地了。
比不过，原因很多。就敌后而言，一个很具体的原因，就是多数与八路军接触过的农民大都同情拥护，不喜欢。农民欢迎八路军，不喜欢及其军队，根本上当时是个穷人党，代表穷人利益，习惯于和穷人打交道，知道怎么与农民平等相处。而却基本上不会站在农民的角度考虑问题。尤其是在农村中，它所依靠的大都是乡村士绅，除非某些地方的士绅与当地农民有很强的宗族血缘关系，否则及其军队与普通农民的关系好不了。
不过，在抗战期间得分最多、失分最多的，主要并不是在农村，因为占据的农村根据地毕竟还十分有限，它并不能对许多日占区和大量国统区的农民的政治倾向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十分奇特的情况，即虽然主要是在敌后农村活动，在城市能够活动的范围极为有限，然而它得分最多、也是失分最多的地方，其实是在城市。一个最明显不过的证据就是，大批中间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战争初期几乎都是拥护和一党主导的中央政府的，但到了战争后期，它们却纷纷响应联合政府的主张，强烈要求废除。他们政治态度的这一变化，可以很清楚地反映出对城市精英阶层政治影响之大，和国共两党政治地位出现的严重逆转。
当然，以在抗战中所受到的限制情况，它是绝不可能靠一己之力在城市中造成如此影响力的。出现这样一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如前所述，在根据地高举民主旗帜，且身体力行加以贯彻，创造了许多前所未闻的基层民主形式，让人耳目一新。二是因战争失利，统治范围不断缩小，日渐滋生了对的恐惧与敌视。为此，它不惜在反法西斯主义的战争中公然鼓吹“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强化的政治统治，这不仅加剧了与和中间党派的摩擦冲突，而且还加剧了自身官员现象的发展蔓延。两相对照，中间人士纷纷选择站在一边，要求改弦更张，实在是咎由自取。
抗战结束后，人人希望和平统一，要求先政治民主化，后军队国家化；而则要求先军队国家化，后政治民主化，最终导致兵戎相见，再度形成大规模内战局面。身为中央政府，本应占据政治优势的蒋介石政权反而受到更多谴责，以致最终陷于失败。您认为这主要是军事及其情报工作的成功呢，还是某种人心向背的反映？
杨奎松：这里面当然有一个人心向背的问题。要知道，的情报工作和策反工作能够做成功、起作用，很大程度上是离不开人心转变这一重大历史背景的。我考察过不少在战后参与情报工作和接受策反的人的个人经历，发现他们无论是哪种情况，其中多数其实都只是在抗战结束、内战打响、蒋介石内外政策各种弊病显露无遗后，才逐渐下决心弃国而投共的，真正从抗战胜利前就在暗中做间谍，是极少的。这从国共内战形势变化的时间表也可以看得出来。两党全面开打是1947年，这期间我们知道的最成功的情报工作，只有熊向晖密报胡宗南部突袭延安计划一事。但除此之外，在整个1947年，的情报工作都并不十分成功。因为直到当年秋天以前，都一直是处于被动防守的状态，且不少地方损失严重。如果情报和策反工作早就做到了家，如何会出现此种局面？
在军事上开始占据优势是1947年秋天以后，只经过了不过一年多一点儿的时间，到1949年初它就已经打下了半壁江山，与决出了胜负。而恰恰就是在这段时间里，自身的政策和统治发生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与危机，造成了全国范围的人心骚动和不满，甚至蒋介石身边亲信都接连自杀。这些显然与的情报及策反工作无关，但却极大地瓦解了军政人员的斗志，加速了动摇者的转变，便利了策反政策接连成功。
其实，当年大多数稍有报国心的人，也包括许多知识分子和舆论界人士，都曾对寄予很大期望。不止在抗战前，甚至直到抗战后期和到战后一两年，他们仍希望能改弦更张，引领中国走向和平、统一、民主和富强。如当时国内最有名的报纸《大公报》的主笔王芸生，和战后一段时间影响极大的政论杂志《观察》主编储安平，早先都不了解，也不喜欢。《大公报》自抗战爆发前开始实际上就一直在支持蒋介石中央政府，储安平在《观察》杂志上直到1947年都还发表言论认为在民主问题上还不如。但是，蒋介石抗战后期，特别是战后一意孤行地必欲维持其一党统治地位，不惜用武力解决问题，又是取缔民盟，又是查禁报刊言论，那边却高揭民主旗帜，以联合政府相召唤，王芸生、储安平及他们所主持的报纸杂志最终倒向一边，实在也是“无可如何山穷水尽诸路毕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
孟子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按您的分析能否认为，国共两党战后较量的成败转换，其实也与这个“道”字密切相关？
杨奎松：自抗战以来，国共两党一直在政治、军事各方面争来争去。但无论是谁，都非要讲个“道”字不可，也就是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争个理。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给自己找到一个合法性基础，或证明自己政治正确。在近代中国，大多数人都信两个理：一个是“爱国”，一个是“民主”。国共双方都说自己最爱国，指责对方不爱国，实际上双方都在抗日，充其量只是一个多和少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双方争不出个输赢来。然而，自近代以来，国人几乎都清楚：中国要建成现代民族国家，民主是必由之路。过去一直说民众程度不够，要先“训政”，再“”。但抗战开始后，“训政”的结果，不仅军事上屡战屡败，而且政治、经济、外交上也问题多多。特别是战争后期贪腐泛滥，影响到1944年被日军连夺数省，几乎连陪都重庆都差点儿放弃了。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其统治地位如何能不被人质疑？
则不然。抗战期间，它通过一系列的言论和行动，成功地让国内外舆论相信：独裁，民主且平等。在战后，它也同样逐渐使国内大多数民众和中间群体相信：和独裁、官僚、腐败、无能的相比，只有才可能真正给中国带来希望。而事实上，它也确实一再展示了其民主、平等的政治魅力之所在，包括让众多完全不识字的贫苦农民过上了可以通过选举来推举基层官员的政治生活等。这些都让顽固坚持一党政治的相形见绌。
总而言之，当年失败，有很多原因，但国共两党历史较量的过程中，双方对民主政治的不同态度和做法，实在是决定两党成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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